企業配合美國政府進行監控
【前言】哥倫比亞大學法律教授吳修銘（Tim Wu）回溯整個媒體發展史，從電話、無線電、廣播到電視，他發現，一種「壟斷-創新」的循環不斷出現：先是新創科技出現，各種可能性應運而生，逐漸地，這個科技建立了一個媒體帝國，開始壟斷通訊，切除雜音，要求人們以符合帝國利益的方式使用媒體。倘若這個循環依舊運作，那麼，現在帶給我們方便與自由的網際網路，會不會突然落入相同的命運？我們的社群媒體會不會突然消失？我們的部落格會不會突然噤聲？以後我們要上Google搜尋，會不會就像要看HBO的電影，必須交錢給第四台業者？ 作者表示，沒有理由指出我們能夠逃出如此的命運，壟斷的循環依舊虎視眈眈。只要我們稍不注意，美好的時代隨時都會消失。為了避免這樣的歷史循環，作者在美國推動「網路中立性」（Net Neutrality）運動，希望這個原則進入憲法，保障網路永遠公平開放。不僅如此，作者更寫下這本《誰控制了總開關？》，希望我們體會，要逃離噤聲的歷史，我們必須聲嘶力竭。 配合政府進行監控「我驚呆了，」他說，「他們在備份整個網際網路。那些設備不作選擇地進行備份。也許他們之後會進行篩選，不過這些交到政府手裡的時候，就是完完全全的所有資訊。」 馬克‧克萊因（Mark Klein）打從年輕時就是AT&T的工程師，那是他剛踏入工作崗位的一九八二年。二十一年之後，克萊因還是在AT&T工作，不過在舊金山的辦公大樓裡，他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AT&T的某些工程師在將許多昂貴的設備搬進很少使用的641A房間，而其他人嚴禁進入。 克萊因開始仔細地觀察和記錄。他注意到，這間房間與另一間架設著高速光纖電纜的房間是相通的，這些電纜連結著這座大樓內外的線路，是舊金山網路活動的集中傳送設備，同時也是連接其他遠端通訊服務供應商的「同級通道」。具體的情況不得而知，不過克萊因最終用某種方法進入了641A房間。呈現在他面前的是一排尖端網路設備，其中承擔最主要工作的是一台通話分析機，這種機器的功能就是從密集資料中搜尋資訊進行內容分析。經過兩年多的觀察和分析，克萊因得出了讓人極為不安的結論：AT&T正在用這個祕密房間幫助聯邦政府對網路活動進行監控，受監控的並不僅是AT&T的用戶，而是所有網際網路的用戶。 比起之前鬧得滿城風雨的解體事件，AT&T的重生顯得如此安靜，我們甚至要想，難道這個產業巨頭的重組就不會帶來什麼實質性的後果嗎？對於普通人來說，只要每月電話帳單上的數字沒有什麼大變化，他們就不會去關心是誰在經營電話系統。不過從克萊因的觀察中，我們可以感覺到重大的變化已經發生了。要說國安局的監控計畫完全是憑藉AT&T重新建立的統治地位而得以實現，那可能是言過其實，不過監控計畫涉及的通訊公司越少，事情肯定越好辦。我們只要知道，通過冷戰時期的前車之鑑，聯邦政府發現整合的電話系統比起分裂的競爭體系更能為他們所用，這就夠了。 監控計畫始於二十一世紀初，當時SBC和其他貝爾公司都有眾多兼併其他公司的把柄掌握在司法部和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手裡，政府還沒有對他們作出最後的裁決。當然很難說這跟他們參與監控計畫有什麼必然關連，更無法斷定他們與政府之間存在祕而不宣的私下交易，但是要說為政府效力，當時確實是個再好不過的時機。 克萊因是這麼描述當時的情況：
二○○三年，AT&T在其位於各城市的中轉站裡不顯眼的位置設置「祕密房間」，其中安放著為政府監控計畫效力的電腦設備，該公司最受用戶歡迎的世界網（WorldNet）和除此以外的其他網路活動都受到這些設備的監控。政府憑藉這套設備得以看到網路上所有人發送的資訊，並從中分析出人們的思想及所作所為。 他還特別描述了在自己工作地方發現的那個房間：
舊金山的「祕密房間」位於福爾瑟姆大街661號辦公大樓的641A房間……高速光纖電纜首先進入八樓，從八樓往下通到七樓AT&T世界網的路由器上，這些電纜是世界網得以運作的「公共幹線」的一部分。為了實現監控，一台特別的主機被安裝在六樓的祕密房間裡，並與這些電纜連結，所有通過電纜的資訊都將受其監控。 克萊因向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遞交了這些紀錄，並附上了幾張祕密房間的圖片。作為一家公民自由組織，電子前沿基金會在召開新聞發布會之後，以克萊因的紀錄為證據向法院提起訴訟，控告AT&T在沒有任何法規支援的情況下以私人機構的身分進行電子監視，認為這是違反《國外情報監視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FISA）的犯罪行為。 根據《美國法典》第五十子目一八○九部分的法律規定，任何人「在知悉某些資訊是透過未經法規批准的電子監視手段而獲得的情況下，或者說在有理由認為此人知悉該資訊具有此類來源的情況下，利用公職洩露或者利用這些來自電子監視的資訊」，將被認定是違法行為。電子前沿基金會宣稱，「我們想讓AT&T明白，不管總統要讓他們做什麼違法的事，這對他們來說都是沒有好處的。他們將受到法律的嚴懲，也不會有什麼經濟回報。」 然而，當克萊因的指控驚起一片嘩然的時候，人們根本無法知道他說的是否就是事實。在AT&T提交的檔案中，他們沒有對此事作出任何回應，聯邦政府也沒有承認自己在監控美國公民的意思。當時的人們對小布希於二○○二年簽署的那項機密政令一無所知，那項政令在未經法院批准的前提下授權相關機構進行國內監控，違反了《國外情報監視法案》的相關規定，小布希政府一再宣揚國家安全局只對外籍人士實行監控，看來也只是在信口胡說。二○○六年四月，小布希政府卻不再置身事外，向法院提出撤銷此次訴訟。這顯然是欲蓋彌彰，人們開始相信克萊因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 這事件的結局很難讓人滿意。二○○八年七月，就在總統大選期間，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賦予AT&T和威瑞森公司具有可追溯效力的全面監控豁免權，這兩家公司從此可以不受任何對監控行為進行制裁的法律的約束。（這項法案還附帶將聯邦調查局未經批准對美國公民實施監控的最長時限延長到一周。）事實證明，將豁免條款與國家安全法案綁定的提出非常關鍵，不管是共和黨黨員還是民主黨黨員，只要這位國會成員不想被別人指責說是忽視國家安全，就算這些豁免條款規定的許可權再廣泛，在投票決定法案時，他也不敢說個不字。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歐巴馬雖然對豁免權持反對態度，但是為了保證自己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良好記錄，只得投票贊成這項法案。用他的話說，這項法案「有進步的地方，不過並不完善」。 法案一經批准，克萊因的指控事件就從公眾視野中銷聲匿跡了，那些年有許多合法性受到質疑的事件都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不了了之。曾經，政府的鐵拳是唯一能夠瓦解貝爾系統強勢壟斷的力量，而今，昔日的敵人重新變回戰略夥伴，政府那烈火不侵的雙手同樣可以撥開法律的烈焰，拯救它希望獲救的人。 由於法案所賦予的豁免權，我們很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政府在過去和現在所施加的監控的力道和廣度。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從這事件中獲得一些教訓。在當今的時代，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依賴於遠端通訊媒體，因此資訊和通訊產業的控制權越集中，政府就越容易實施獨裁手段。既然全國人民如今都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實現連結，如果推進某種行動所需要拉攏的集權團體越少，那這種行動就越可能獲得成功，而負面行動所將造成的社會危害也就越大。互相連結的網路（又稱做多式聯運）使得通訊手段漸趨同一化，而電話產業重生的巨頭也因此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住了總開關，這恐怕連韋爾本人都沒有想到吧。這些就是這個復辟帝國所帶來的弊端。（本文轉載自吳修銘新書《誰控制了總開關？》，由行人出版）
二○○三年，AT&T在其位於各城市的中轉站裡不顯眼的位置設置「祕密房間」，其中安放著為政府監控計畫效力的電腦設備，該公司最受用戶歡迎的世界網（WorldNet）和除此以外的其他網路活動都受到這些設備的監控。政府憑藉這套設備得以看到網路上所有人發送的資訊，並從中分析出人們的思想及所作所為。 他還特別描述了在自己工作地方發現的那個房間：
舊金山的「祕密房間」位於福爾瑟姆大街661號辦公大樓的641A房間……高速光纖電纜首先進入八樓，從八樓往下通到七樓AT&T世界網的路由器上，這些電纜是世界網得以運作的「公共幹線」的一部分。為了實現監控，一台特別的主機被安裝在六樓的祕密房間裡，並與這些電纜連結，所有通過電纜的資訊都將受其監控。 克萊因向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EFF）遞交了這些紀錄，並附上了幾張祕密房間的圖片。作為一家公民自由組織，電子前沿基金會在召開新聞發布會之後，以克萊因的紀錄為證據向法院提起訴訟，控告AT&T在沒有任何法規支援的情況下以私人機構的身分進行電子監視，認為這是違反《國外情報監視法案》（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ct, FISA）的犯罪行為。 根據《美國法典》第五十子目一八○九部分的法律規定，任何人「在知悉某些資訊是透過未經法規批准的電子監視手段而獲得的情況下，或者說在有理由認為此人知悉該資訊具有此類來源的情況下，利用公職洩露或者利用這些來自電子監視的資訊」，將被認定是違法行為。電子前沿基金會宣稱，「我們想讓AT&T明白，不管總統要讓他們做什麼違法的事，這對他們來說都是沒有好處的。他們將受到法律的嚴懲，也不會有什麼經濟回報。」 然而，當克萊因的指控驚起一片嘩然的時候，人們根本無法知道他說的是否就是事實。在AT&T提交的檔案中，他們沒有對此事作出任何回應，聯邦政府也沒有承認自己在監控美國公民的意思。當時的人們對小布希於二○○二年簽署的那項機密政令一無所知，那項政令在未經法院批准的前提下授權相關機構進行國內監控，違反了《國外情報監視法案》的相關規定，小布希政府一再宣揚國家安全局只對外籍人士實行監控，看來也只是在信口胡說。二○○六年四月，小布希政府卻不再置身事外，向法院提出撤銷此次訴訟。這顯然是欲蓋彌彰，人們開始相信克萊因的指控並非空穴來風。 這事件的結局很難讓人滿意。二○○八年七月，就在總統大選期間，國會通過了一項法案，賦予AT&T和威瑞森公司具有可追溯效力的全面監控豁免權，這兩家公司從此可以不受任何對監控行為進行制裁的法律的約束。（這項法案還附帶將聯邦調查局未經批准對美國公民實施監控的最長時限延長到一周。）事實證明，將豁免條款與國家安全法案綁定的提出非常關鍵，不管是共和黨黨員還是民主黨黨員，只要這位國會成員不想被別人指責說是忽視國家安全，就算這些豁免條款規定的許可權再廣泛，在投票決定法案時，他也不敢說個不字。當時的總統候選人歐巴馬雖然對豁免權持反對態度，但是為了保證自己在國家安全問題上的良好記錄，只得投票贊成這項法案。用他的話說，這項法案「有進步的地方，不過並不完善」。 法案一經批准，克萊因的指控事件就從公眾視野中銷聲匿跡了，那些年有許多合法性受到質疑的事件都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不了了之。曾經，政府的鐵拳是唯一能夠瓦解貝爾系統強勢壟斷的力量，而今，昔日的敵人重新變回戰略夥伴，政府那烈火不侵的雙手同樣可以撥開法律的烈焰，拯救它希望獲救的人。 由於法案所賦予的豁免權，我們很可能永遠也無法知道政府在過去和現在所施加的監控的力道和廣度。不過，我們至少可以從這事件中獲得一些教訓。在當今的時代，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更依賴於遠端通訊媒體，因此資訊和通訊產業的控制權越集中，政府就越容易實施獨裁手段。既然全國人民如今都可以透過各種方式實現連結，如果推進某種行動所需要拉攏的集權團體越少，那這種行動就越可能獲得成功，而負面行動所將造成的社會危害也就越大。互相連結的網路（又稱做多式聯運）使得通訊手段漸趨同一化，而電話產業重生的巨頭也因此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住了總開關，這恐怕連韋爾本人都沒有想到吧。這些就是這個復辟帝國所帶來的弊端。（本文轉載自吳修銘新書《誰控制了總開關？》，由行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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